我们该以什么标准评价古人？
——岳庙随笔
PART1 张俊的跪像
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
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
如今的杭州，据说当年被入侵的元军洗劫烧毁一空，南宋临安都城风貌早已荡然无存，仅留下一段皇城御道、一截太庙废墟供后人遐想。
韩世忠交出兵权，辞官退隐后，骑着毛驴溜达散步的西湖还在。
当然，还有后来重建的大理寺内岳飞身亡的风波亭，以及游人如织的岳王庙。
岳鄂王死，狱卒隗顺负其尸，逾城至北山以葬。后朝廷购求葬处，顺之子以告。及启棺如生，乃以礼服殓焉。隗顺，史失载。今之得以崇封祀享，肸蚃千秋，皆顺力也。倪太史元璐曰：“岳王祠，泥范忠武，铁铸桧、卨，人之欲不朽桧、卨也，甚于忠武。”按公之改谥忠武，自隆庆四年。墓前之有秦桧、王氏、万俟卨三像，始于正德八年，指挥李隆以铜铸之，旋为游人挞碎。后增张俊一像。四人反接，跪于丹墀。自万历二十六年，按察司副使范涞易之以铁，游人椎击益狠，四首齐落，而下体为乱石所掷，止露肩背。
（《西湖梦寻·岳王坟》 【明】张岱）
南宋初年政坛上有两个名字事迹相近的抗金名将，一个叫张浚，一个叫张俊。前者，有幸被朱子亲自作《张浚行传》褒扬成圣人般人物，后者，则只能被青铜铸跪像于岳王坟前，同泰桧、王氏、万俟呙三人一道，任千万游人唾骂。
张俊，《宋史·张俊传》评价说
“南渡后，俊握兵最早，屡立战功，与韩世忠、刘锜、岳飞并为名将，世称张、韩、刘、岳。然濠、寿之役，俊与锜有隙，独以杨沂中为腹心，故有濠梁之劫。岳飞冤狱，韩世忠救之，俊独助桧成其事，心术之殊也，远哉！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，然警敕之者不绝口。……南渡诸将以张、韩、刘、岳并称，而俊为之冠。然夷考其行事，则有不然者。俊受心膂爪牙之寄，其平苗、刘，虽有勤王之绩，然既不能守越，又弃四明，负亦不少。矧其附桧主和，谋杀岳飞，保全富贵，取媚人主，其负戾又如何哉？”
作为南宋抗金过程中资历最老的中兴四大将，却最终晚节不保，党同泰桧，捏造罪名，逮捕张宪，害死岳飞。
我站在岳王坟张俊的跪像前，看着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铁无辜铸佞臣”的墓阙字样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一个出身低下的毛头后生小子，却在短短10年时间成为与自己齐名的“岳家军”领头人，就算厚道如韩世忠，当年心中也不免有些芥蒂，更勿论心胸本狭隘的张俊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这种妒忌之心，难以理解吗？
赵宋一朝的“祖宗之法”，乃是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对于武将，则向来轻蔑有佳，防上加防。高宗任秦桧专权的用意，韩世忠清楚、岳飞清楚，作为其推荐人的张俊，更是心下雪亮。主动放弃兵权，“力赞和议，与秦桧意合，言无不从”（《张俊传》），摇尾乞怜之意，可鄙、亦可怜。
然而，那些一边拍照留念一边义愤填膺的游客，不知有多少人会去详细了解‘张俊’以及‘中兴四大将’在抗金斗争中的功与过，有多少人会去认真解读这四尊铜像背后的南宋初年的党争余波，乃至南宋高宗再度上演那场‘杯酒释兵权’的政治苦心？
就算是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秦桧，当年专权之前，亦好结交道学党徒，曾被南宋初年道学诸子们极力吹捧。更不用说曾立下无数赫赫战功的老将张俊——当年还算是岳飞的老长官。
他们对这尊铜像所留下的印象，只怕仅仅是导游词中早已盖棺定论的简单判断——这是个陷害岳王爷的老头子，死卖国贼！
回去向某位宋史专业的朋友提及岳庙印象，朋友回答：
“立像本身就有种‘盖棺定论’的意味。这些所谓形而下的东西，姑且算是一种基本的国民教育吧，虽然有必要，却总是失之于简。历史的真相本来也许是一人千面，但最终人们受到的教育，却最终导向了‘千人一面’的结果。……问题是，我们该以何种标准来评价古人？”
PART 2 巍巍六和塔
我说，南宋后，新文化运动前，大抵是以朱熹的评判为标准了罢。
绍熙五年（1194年），七月，宋光宗赵惇内禅，宁宗赵扩继位。九月14日，在朝廷再三降旨不允辞免之下，“难请易归”的朱子，终于看到了一丝道学家们梦寐以求的“得君行道”之机遇，最后一次答应出仕，于月底抵临安，寓居六和塔下待命。
65岁的老人，拖着有足疾的颤巍巍步伐，缓缓行入帝都时，城外以热切的目光等候他的，是朝廷上下所有的清流俊杰。
如今，当年永嘉诸贤迎驾朱子共商国是的月轮峰还在，六和塔还在。余英时先生考证出朱子当年入临安时，实际居留的那座原本用于宰相待罪出京的“浙江亭”，却早已杳无音讯。
但是，就算是朱子的评判，一定公正无私么？
譬如张浚，众所周知，《宋史》中的《张浚传》是从朱子《张浚行状》脱胎而出；该《行状》则本于张浚之子张栻（字敬夫,号南轩）私记。朱子自己晚年也曾自检道“某向来作《张魏公行状》，亦只凭钦夫（张栻）写来事实做将去。后见《光尧实录》，其中煞有不相应处。”实际上，《行状》在真实性上扬善隐恶，忌言史实，如记述张浚发动“富平之战”时，非但不言其刚愎自用，草率出兵，殻反复强调其如何周密布置，谨慎行事；非但只字不言战争惨败之事及其对抗金事业造成的重要负面影响，反而强调其打破敌寇的战绩，以及张浚在关、陕“以形势牵制东南、江淮赖以安”的历史意义。又《行状》丝毫不言隆兴年间张浚不顾群臣反对，鼓动孝宗轻率用兵而导致的“符离之败”，反而渲染张浚此次用兵使“虏人益惧”。——如此诸多当时世人皆知，且属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疏漏，朱子不可能全无知晓，任其后人涂绘遮掩，显然是出于“尊尊亲亲之义”和“为尊者讳”的道学家理念而缄口不言。
有意思的是，另一个张俊，跟朱子也脱不开关系。《张俊传》载：
“俊力赞和议，与秦桧意合，言无不从。荐士大夫监司、郡守者甚众，虽刘子羽自谪籍起家，亦俊力也。”
这位刘子羽，便是朱子父亲朱松的挚友，后来朱松在其14岁那年病故时，作为临终前的被托孤人，成为朱子的养父。
就算是力主抗金的朱子，他对投降派的张俊，可以说全然无感激之情么？
我们该以什么标准来评价古人？
邓广铭先生答，朱子学问太深，太渊博，我写不来。
邓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，他可以写慷慨激昂的岳飞、韩世忠，可以写文武兼修、快意恩仇的辛弃疾，可以写激进事功的陈龙川，甚至，可以写功败垂成的王安石——虽然大多都至学术上的争议不顾，定下基调，只填充些经主观审查过的史料。
所以，他写不了悠然而渊博的朱子，这是一个太难盖棺定论的人。
PRAT 3 双双新燕飞春岸，笑指船儿此是家
鹧鸪天
陆游
懒向青门学种瓜，只将渔钓送年华。
双双新燕飞春岸，片片轻鸥落晚沙。
歌缥缈，木虏呕哑，酒如清露鮓如花。
逢人问道归何处，笑指船儿此是家。
西湖边的诸色人等，留下白堤的白居易，因为逼死了一个坚贞无辜的关盼盼，而令女权主义者们愤愤不已；留下苏堤的苏轼，因为始终不愿亲娶地位卑微的琴操，而令无数浪漫主义者神伤；就算是拖着残腿，颤微微地被各路清流贤士迎入浙江亭商议国是的朱熹，自身也不免因为一个严蕊而始终被人误解。
最早编造 “严蕊案” 这则谎言的人是《夷坚志》的洪迈。
但我想，千百年来无数热爱《容斋随笔》的读者都不敢相信，如此才华横溢、博学多才的洪迈，会是个“坏人”吗？
仅仅因为在高宗去世由配享问题引发的朋党之争中，洪迈赞成以张俊配享，而杨万里赞同张浚？
啊，还有一个陆游，那个令唐婉和沈园成为千古神伤之地的诗人。
宋徽宗宣和七年（公元1125年），农历10月17日，阳历11月13日——也就是882年前的今天，直秘阁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陆宰的第三个儿子，在淮水上的一叶扁舟中呱呱坠地，因头晚其母梦见秦观（字少游），故取名“陆游”，后亦因而被人称为陆务观。
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，张浚以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，主持抗金军事，陆游表示庆贺。二年，陆游任镇江通判，张浚以右丞相、江淮东西路宣抚使，仍都督江淮军马，视师驻节，颇受知遇；张浚旋卒，年底宋金和议告成。
乾道元年（1165年）夏，陆游调任隆兴（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）通判；二年春，以“交结台谏，鼓唱是非，力说张浚用兵”的罪名，被免职归家。
这首清新自然的《鹧鸪天》，即写于当年归家后。因某位朋友曾以此为签名，故一直印象深刻。
拨开“爱国主义诗人”这顶大帽子不论，陆游在历史上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物。其中“交结台谏，鼓唱是非”、“力说张浚用兵”、“晚年再出，为韩侂胄撰《南园》、《阅古泉记》，见讥清议。”成为其一生中的三桩数不清、道不明的公案。
前面二桩公案，是非早有公论，只剩“附和权贵韩侂胄”一事，因为有了杨万里那身浩然正气的对比，终于愈发凸显成为陆游晚年永远洗脱不了污点。
《宋史·杨万里传》记载，韩侂胄建了南园后，请杨万里作记，万里坚辞，说“官可弃，记不可作”，“侂胄恚，改命他人”，于是陆游就乖乖写了两记。
最近读朱东润先生那部著名的《陆游传》，却以“爱国”的名义，将陆游所有的急功近利，所有的毛糙虚浮，所有的清议所讥之处，全都一笔勾销。
朱先生讲，“《宋史》的记载是否可信，是值得怀疑的。当时万里罢官家居，实际上无官可弃。”
早有论者指出：朱先生的这个论据，也许他自己也知道站不住脚，因为就在此前一段，他在书中写下了：“据《宋史·杨万里传》，侂胄请万里作记，许以掖垣（翰林学士）……”杨万里舍弃的，当然就是韩侂胄许以他的这个翰林学士，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？
陆游一生，原本最善于写信给当权者讨官，朱先生《陆游传》中多次引用了陆游的讨官信，只不过朱先生善意地指出，在封建社会里，读书人大多都要如此这般的，还举了杜甫的例子。
这种态度，我想，跟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一样，可以理解，然，必需建立在懂得其是非与用意的基础上，才会明白其可爱之处。
关于陆游，我始终还是觉得《宋史·陆游传》引朱熹评价说：“其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，不得全其晚节。”这句话堪为经典。
总体上来说，朱子说话还是很靠谱的。
值得一提的，却是这位“韩琦五世孙”，骄傲无能的专权者，匆匆开战导致开禧北伐大败的韩侂胄。
当年韩侂胄为了鼓动北伐，不仅启用了老诗人陆游，还尽力使用各种方法“以作六军之气”，未经岳飞后裔或其他臣僚的陈请，便于嘉泰四年（ 1204）五月下诏说，岳飞“可特予追封王爵”，到六月二十日，发布了正式文告，追封岳飞为鄂王。（《金佗续编》卷二七，《封王信札》、《鄂王信札》、《追封鄂王告》。）
不知鄂王泉下有知，对这位抗金同志作何评判？
南宋罗大经（1225年登进士第）在《鹤林玉露》中愤然写道：
“庶人之仇，释《礼记》者谓可尽五世，矧有天下者乎？齐襄复九世之仇，春秋义之。我国家之于金虏，盖百世不共戴天之仇也。开禧之举，韩侂胄浪战，固可罪矣。然乃主函其首以乞和，何也？当时太学诸生之诗曰：‘晁错既诛终叛汉，於期已入竟亡燕。’此但以利害言耳，盖未尝以名义言也。譬如人家子孙，其祖父为人所杀，其田宅为人所吞，有一狂仆佐之复仇，谋疏计浅，迄不能遂，乃归罪此仆，送之仇人，使之甘心焉，可乎哉？”
此人之论，深入浅出，道出韩为国复仇为春秋大义，函其首，送之敌，为情理所不通。明代李贽在《史纲评要》中亦称此事云：“侂胄固该死，只不宜以金人之请而死。”
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在分析韩侂胄何以遭历史不公正评价时，将张浚与之相比较，分析甚为深刻：“及孝宗锐意恢复，张魏公（浚）主战，异时功名之士靡然从之，独史文惠以为不然。其后符离溃师，虽府库殚竭，士卒物故，而寿皇雄心远虑，无日不在中原。侂胄习闻其说，且值金虏寝微，于是患失之心生，立功之念起矣。殊不知时移事久，人情习故，一旦骚动，怨嗟并起。而茂陵（宁宗）乃守成之君，无意滋事。韩任情妄动，自取诛戮，宜也。身殒之后，众恶归也，然其间是非，亦未尽然。若《杂记》所载……皆不得报仇者撰造醜诋，所谓僭逆之类，悉无其事。李心传，蜀人，去天万里，轻信记载，疏舛固宜。而一朝信史，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，何哉？当泰、禧间，大父（祖父）为棘卿，外大父为兵侍，直禁林，皆得之耳目所接，俱有家乘、日录可信。用直书之，以告后之秉史笔者。”
周密的评述和记载，用心可谓深远，后世治史者，包括元代所修《宋史》，果为国民所虑。（以上引述自郭鹏《陆游的三桩公案试析——兼论对韩侂胄的评价》）
PRAT 4 天日昭昭
邓广铭《岳飞传》载：
宋高宗绍兴十一年，腊月二十九日（ 1142 年 1 月 28 日），第二天就是这年的岁除日了，岳飞、岳云、张宪诸人的案子却还拖延着，没有最后的结局。这使秦桧感到极大的不痛快。就在这一天，秦桧独居书室，嘴里吃着柑子，手中玩弄着柑皮，用指甲来回划着，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秦桧的老婆王氏，是一个比秦桧更加阴险狠毒的人。她走进书室，看到秦桧的这副神态，料定他必是正在考虑如何处理岳飞案件的事，不免笑他太缺乏果断，便向他发出警告般的语言说道：老汉竟这般缺乏果断吗？要知道捉虎容易放虎难呀！
经过老婆的这番提示，秦桧恍然大悟，这才下定决心，随手掣了一张纸条，写了不多的几个字，送往大理寺狱中。
万俟卨等人遵命做最后的决定，再一次提审岳飞，逼他在他们炮制的一张供状上画押。岳飞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时刻了，无限痛心地向天空仰视了一阵，便拿过笔来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：
天日昭昭！天日昭昭！
这之后，不大一会儿工夫，岳飞被毒死，张宪、岳云被斩首。岳飞年三十九，岳云二十三，张宪年龄不详。
这之后，宋孝宗淳熙五年（ 1178）十二年十二日，太常寺的建议终于获批准：
兹按谥法，折冲御侮曰武，布德执义曰穆。公内平群盗，外捍丑虏，宗社再安，远迩率服，猛虎在山，黎藿不采，可谓折冲御侮矣；治军甚严，抚下有恩，定乱安民，秋毫无犯，危身奉上，确然不疑，可谓布德执义矣。合兹二美，以武穆谥公，于是为称。（《金佗续编》卷十四《武穆谥议》。）
于是南宋朝廷正式宣布，确定岳飞谥号为武穆。
岳庙的最后有一座石碑，上面刻着岳武穆最著名的一句话：“文臣不爱钱，武臣不惜死，天下太平矣。”
看着这句话，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新旧和道学党争、那些文官的国是、武将的权柄……或者岳飞犯下最大忌讳“问立太子”，皆不再重要，在这颗单纯而热血的铁血丹心前，那些丑恶的政坛，显得荒谬而渺小。
天日昭昭，“莫须有”三字终难服天下，要说以何种标准来评判古人，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底线。
民心。
应民心而写，避民心之讳，这也是朱先生的《陆游传》可爱之处。
天日昭昭，“莫须有”三字终难服天下，要说以何种标准来评判古人，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底线。
民心。
应民心而写，避民心之讳，这也是朱先生的《陆游传》可爱之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