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十五题
易简工夫经久大，支离事业竟浮沉。欲知自下升高处，真伪先须辩只今。
“支离事业”这句话，出自当年“鹅湖之辩”中，心学一脉的陆氏兄弟为讽刺提倡“格物穷理”之说的朱子而写的一首诗。
在第十四章《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》一节中，季老提到“读书穷理”的朱子曾采用的一种“投白豆黑豆”的死办法，是受到《贤愚经》的影响而发。于是不禁想起这句诗。
本书作为一部原始佛教史的研究论著，比起印顺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、《印度之佛教》）、吕澂（《印度佛教史略》、《印度佛学源流略讲》、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、《西藏佛学原论》）、梁漱溟（《印度哲学概论》）、汤用彤（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、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）、陈垣（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、《释氏疑年录》）、圣严法师（《世界佛教通史》）、周叔迦（《印度佛教史》）、任继愈（《中国佛教史》、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》)、杜继文（《佛教史》）、方立天（《佛教哲学》、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、《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》）、佐佐木教悟（《印度佛教史概说》）、岛地墨富（《三国佛教略史》）、多罗那他（《印度佛教史》）、渥德尔（《印度佛教史》）、查尔斯•埃里奥特（《印度教与佛教史纲》）……等等中外诸多佛学研究者的煌煌巨著来说，实在显得有些“支离”不成体系，且研究课题多刁钻而冷僻，会遭遇一些初学者的白眼不足为怪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您是一位没有读过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历代三宝记》、《佛祖统纪》、《高僧傳》、《五灯会元》……等基础佛教史籍（《大藏经》咱先不提），又对上述书单不甚了解的话，那此书对您意义实在不是很大。对佛教史有兴趣的同学可先由杜继文、印顺法师、吕澂先生、埃里奥特和渥德尔等人的作品读起，都是市面上很常见的经典读物。当然，要读这本书前，最好还能将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法显传》等典籍和章太炎、梁启超、胡适、汤用彤、任继愈等人的佛学论著也一并略览，因为作者常喜欢在文中引证他们的著作。
好了……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正题。
日本佛学研究者樱部建在论及“近代佛教学”与“传统佛教学”的差异时说：所谓资料的差异，是指过去的佛学研究，几乎只凭从印度翻译的汉译佛典和根据汉译佛典撰述的日本著作，把这些书当做佛教研究对象，而近代佛教研究则在此之外，还加上梵文、巴利文原典和藏文译本等等对日本人来说极新的文献；所谓方法的差别，是说过去的佛教学问，是以阐明各宗祖师的“宗义”为目的的，各宗各派立场不一，而近代佛教学则采取西方传来的学术观念，摆脱宗派性的制约，自由地采取批评立场，以历史学、文献学、或宗教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；所谓意图的差别，是说过去的佛教学是从内在的、宗教的层面求信仰，追求普遍的真理，而近代佛教学则是从学术的、客观的角度追求真实。
季老先生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：“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。我对佛教教义，一无兴趣，二无认识。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。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，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。”
如是所言，由语言学入手来研究原始佛教发展史，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大意义所在了。
本书收录的篇目如下：
我和佛教研究（代序）
第一题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
第二题论释迦牟尼
第三题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
第四题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
第五题浮屠与佛
第六题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
第七题法显
第八题中国佛教史上的《六祖坛经》
第九题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
第十题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
第十一题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
第十二题关于玄奘
第十三题关于《大唐西域记》
第十四题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
第十五题佛教的倒流
个人认为，其中有价值的篇目，主要有《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》、《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》、《浮屠与佛》、《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》4篇，其次有《佛教的倒流》、《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》2篇，其他9篇，基本上能在旁人论著中找到更详细的论述，对研究者意义不大。
《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》是由释伽传教时的用语考据原始佛教的平民立场、《浮屠与佛》、《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》2篇则是由《四十二章经》的翻译用语，考据佛教东传的直接、间接路线问题，都是季老在专长领域的代表性论著。
对我个人而言，更加赞赏的是为提婆达多“破僧”之举翻案的《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》一文。
“支离事业”这句话，出自当年“鹅湖之辩”中，心学一脉的陆氏兄弟为讽刺提倡“格物穷理”之说的朱子而写的一首诗。
在第十四章《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》一节中，季老提到“读书穷理”的朱子曾采用的一种“投白豆黑豆”的死办法，是受到《贤愚经》的影响而发。于是不禁想起这句诗。
本书作为一部原始佛教史的研究论著，比起印顺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、《印度之佛教》）、吕澂（《印度佛教史略》、《印度佛学源流略讲》、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、《西藏佛学原论》）、梁漱溟（《印度哲学概论》）、汤用彤（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、《隋唐佛教史稿》）、陈垣（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》、《释氏疑年录》）、圣严法师（《世界佛教通史》）、周叔迦（《印度佛教史》）、任继愈（《中国佛教史》、《汉唐佛教思想论集》)、杜继文（《佛教史》）、方立天（《佛教哲学》、《中国佛教哲学要义》、《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》）、佐佐木教悟（《印度佛教史概说》）、岛地墨富（《三国佛教略史》）、多罗那他（《印度佛教史》）、渥德尔（《印度佛教史》）、查尔斯•埃里奥特（《印度教与佛教史纲》）……等等中外诸多佛学研究者的煌煌巨著来说，实在显得有些“支离”不成体系，且研究课题多刁钻而冷僻，会遭遇一些初学者的白眼不足为怪。
也就是说，如果您是一位没有读过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历代三宝记》、《佛祖统纪》、《高僧傳》、《五灯会元》……等基础佛教史籍（《大藏经》咱先不提），又对上述书单不甚了解的话，那此书对您意义实在不是很大。对佛教史有兴趣的同学可先由杜继文、印顺法师、吕澂先生、埃里奥特和渥德尔等人的作品读起，都是市面上很常见的经典读物。当然，要读这本书前，最好还能将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法显传》等典籍和章太炎、梁启超、胡适、汤用彤、任继愈等人的佛学论著也一并略览，因为作者常喜欢在文中引证他们的著作。
好了……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正题。
日本佛学研究者樱部建在论及“近代佛教学”与“传统佛教学”的差异时说：所谓资料的差异，是指过去的佛学研究，几乎只凭从印度翻译的汉译佛典和根据汉译佛典撰述的日本著作，把这些书当做佛教研究对象，而近代佛教研究则在此之外，还加上梵文、巴利文原典和藏文译本等等对日本人来说极新的文献；所谓方法的差别，是说过去的佛教学问，是以阐明各宗祖师的“宗义”为目的的，各宗各派立场不一，而近代佛教学则采取西方传来的学术观念，摆脱宗派性的制约，自由地采取批评立场，以历史学、文献学、或宗教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；所谓意图的差别，是说过去的佛教学是从内在的、宗教的层面求信仰，追求普遍的真理，而近代佛教学则是从学术的、客观的角度追求真实。
季老先生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：“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。我对佛教教义，一无兴趣，二无认识。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。我想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，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。”
如是所言，由语言学入手来研究原始佛教发展史，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大意义所在了。
本书收录的篇目如下：
我和佛教研究（代序）
第一题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
第二题论释迦牟尼
第三题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
第四题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
第五题浮屠与佛
第六题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
第七题法显
第八题中国佛教史上的《六祖坛经》
第九题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
第十题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
第十一题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
第十二题关于玄奘
第十三题关于《大唐西域记》
第十四题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
第十五题佛教的倒流
个人认为，其中有价值的篇目，主要有《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》、《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》、《浮屠与佛》、《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》4篇，其次有《佛教的倒流》、《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》2篇，其他9篇，基本上能在旁人论著中找到更详细的论述，对研究者意义不大。
《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》是由释伽传教时的用语考据原始佛教的平民立场、《浮屠与佛》、《再谈“浮屠”与“佛”》2篇则是由《四十二章经》的翻译用语，考据佛教东传的直接、间接路线问题，都是季老在专长领域的代表性论著。
对我个人而言，更加赞赏的是为提婆达多“破僧”之举翻案的《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“路线斗争”》一文。
提婆达多，史载为阿难的兄弟，释伽的堂兄弟，因与争夺佛陀僧团领导权未遂，便率五百徒众脱离僧团，自称大师，制定五法（不食乳酪、不食鱼肉、不食盐、受用衣时不截其缕绩、住村舍而不住阿兰若处），以此为速得涅槃之道，遂破僧伽之和合。后五百人又被舍利子和大目连感召皈依，提婆达多因犯“五逆”命终后堕入地狱。
如印顺法师在《论提婆达多之“破僧”》一文中所持的态度一样，传统佛教研究者对提婆达多的为人和倡导苦修的“提婆五法”往往持极尽丑化和否定的态度，当代佛教史各类相关论著，除了客观地补充进《法显传》和《大唐西域记》关于提婆达多僧团后续活动的记载外，也没有从更高层次对提婆达多的“破僧”进行系统分析过。
如印顺法师在《论提婆达多之“破僧”》一文中所持的态度一样，传统佛教研究者对提婆达多的为人和倡导苦修的“提婆五法”往往持极尽丑化和否定的态度，当代佛教史各类相关论著，除了客观地补充进《法显传》和《大唐西域记》关于提婆达多僧团后续活动的记载外，也没有从更高层次对提婆达多的“破僧”进行系统分析过。
季老在本文中引经据典，明确指出：提婆达多在佛陀时期曾受人尊崇，且信徒甚广，他与佛陀的对立，不是个人恩怨问题，而是沙门体系内部由苦修和轮回说分歧而形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（季老认为，原始佛教亦属当初诸多沙门学说之一，故而对外道六师之批判远甚婆罗门教，而提婆与六道外师之一富兰那·迦叶却交谊非浅且学说相近）——更进一步指出，提婆达多是对原始佛教的反动，后来兴起的大乘佛教又是对原始小乘佛教的反动，故而大乘佛教和提婆达多教义还存在更多的联系。
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观点，可惜的是未能进一步探询提婆达多僧团衰落的缘由，也未对提婆达多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中竟被提升为“佛陀之师”这一反常的记载进行深入分析。
（《妙法莲华经•提婆达多品第十二》佛告诸比丘：尔时王者，则我身是。时仙人者，今提婆达多是。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，令我具足六波罗蜜，慈悲喜舍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紫磨金色，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摄法、十八不共、神通道力，成等正觉，广度众生，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。）
《佛教的倒流》一篇考据了中土佛教回传印度的种种记载，也是当前佛学研究中很少被关注到的一个课题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。
《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》，主要考据了两个典故，除了开篇提及的朱子“黑豆白豆”之言受佛经影响外，主要考据了《列子》中一个国内无数幻想小说都喜欢引用的关于“偃师”的典故，说明此典故来自竺法护译《生经》，并由此判定《列子》这部伪书的成书时间，实在是非常有趣的考证。不知潘海天、拉拉们得知自己笔下的“偃师”其实是个印度佬……有何感想。
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观点，可惜的是未能进一步探询提婆达多僧团衰落的缘由，也未对提婆达多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中竟被提升为“佛陀之师”这一反常的记载进行深入分析。
（《妙法莲华经•提婆达多品第十二》佛告诸比丘：尔时王者，则我身是。时仙人者，今提婆达多是。由提婆达多善知识故，令我具足六波罗蜜，慈悲喜舍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紫磨金色，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摄法、十八不共、神通道力，成等正觉，广度众生，皆因提婆达多善知识故。）
《佛教的倒流》一篇考据了中土佛教回传印度的种种记载，也是当前佛学研究中很少被关注到的一个课题，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中也具有重要意义。
《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》，主要考据了两个典故，除了开篇提及的朱子“黑豆白豆”之言受佛经影响外，主要考据了《列子》中一个国内无数幻想小说都喜欢引用的关于“偃师”的典故，说明此典故来自竺法护译《生经》，并由此判定《列子》这部伪书的成书时间，实在是非常有趣的考证。不知潘海天、拉拉们得知自己笔下的“偃师”其实是个印度佬……有何感想。
季老说“让我来谈佛教教义，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。但是，人类思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：真正的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，一个外行反而一眼就能够看出。说自己对佛教完全是外行，那不是谦虚，而是虚伪，为我所不取。说自己对佛教教义也是内行，那就是狂妄，同样为我所不取。”
这是实在话，由书中对中土各教派的论述可看出，对于精研梵语和古印度文化的季老来说，忠实于印度中观瑜伽两派又能自成一说的法相唯识宗才是他的最爱，被捧为在“中土佛教的最高发展”，至于融合了儒道气的禅宗之流，却被其斥之为“呵佛骂祖的学派，站成为佛教的对立面，简直已经不是佛教”。这些观点，姑且也算一家之言，不过他后面对于法相宗的唯识论述，就令人不敢恭维了……所以说，此书作为佛教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类研究书目，是十分精当的，但要修习佛理，最好还是另请高明。
无论如何，这本书的定位实在有些尴尬：对初学者来说不少篇目太生僻，对于研究者来说又有大半篇目太简略，不上不下，不过这是编辑的原因，跟作者无关。
最后想起一则关于季老和钱钟书关系的八卦，那是源于陈寅恪大师一篇关于杨贵妃是否是处女（这个课题……OTL）的考证文：
“在中国，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，特别是《寒柳堂集》、《金明馆丛稿》。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不说空话，无证不信。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常想，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，如剥春笋，每剥一层，都是信而有征，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，剥到最后，露出核心，也就是得到结论，让你恍然大悟：原来如此，你没有法子不信服。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，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，小中见大，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。比如，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。这个问题确极猥琐，不登大雅之堂。无怪一个学者说：这太Trivial（微不足道）了。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。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，由小及大，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。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。”（季羡林《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》）
季老所谓“根本不懂历史”的“一个学者”，值的就是钱钟书。
【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，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：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"退之服硫黄，一病讫不痊"两句诗打"诽谤"官司。我并补充说，照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的考证，似乎确有其事。但是他不以为然，认为"退之"是卫中立的"字"。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，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。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。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"Trivial"（琐碎、见小），即指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"处子入宫"那一节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。我本想说，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"唐源流出于夷狄，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"的大议论，不能算"Trivial"。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，这句话，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。（余英时《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》）】
“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，由小及大，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”一句，也可看作季老自己执着于这些细琐考证“支离功夫”的初衷了，无怪乎其对陈师如此推崇。
又话说，上世纪90年代，钱钟书曾怒批学界挂名主编尸位素餐之风；而此时，季羡林则主编了大量的刊物，钱所指或亦包括季老咩～？
最后想起一则关于季老和钱钟书关系的八卦，那是源于陈寅恪大师一篇关于杨贵妃是否是处女（这个课题……OTL）的考证文：
“在中国，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，特别是《寒柳堂集》、《金明馆丛稿》。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先生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不说空话，无证不信。二人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常想，寅恪先生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，如剥春笋，每剥一层，都是信而有征，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，剥到最后，露出核心，也就是得到结论，让你恍然大悟：原来如此，你没有法子不信服。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，但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，小中见大，其中往往含着极大的问题。比如，他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。这个问题确极猥琐，不登大雅之堂。无怪一个学者说：这太Trivial（微不足道）了。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。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，由小及大，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。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。”（季羡林《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》）
季老所谓“根本不懂历史”的“一个学者”，值的就是钱钟书。
【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，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：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"退之服硫黄，一病讫不痊"两句诗打"诽谤"官司。我并补充说，照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的考证，似乎确有其事。但是他不以为然，认为"退之"是卫中立的"字"。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，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。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。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"Trivial"（琐碎、见小），即指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"处子入宫"那一节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。我本想说，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"唐源流出于夷狄，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"的大议论，不能算"Trivial"。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，这句话，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。（余英时《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》）】
“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，由小及大，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”一句，也可看作季老自己执着于这些细琐考证“支离功夫”的初衷了，无怪乎其对陈师如此推崇。
又话说，上世纪90年代，钱钟书曾怒批学界挂名主编尸位素餐之风；而此时，季羡林则主编了大量的刊物，钱所指或亦包括季老咩～？
钱钟书死后，汤用彤之子汤一介评价季老说是“当今中国仅存的一个大师”，且不说前阵子沸沸扬扬的“钱文忠跪拜礼事件”，个人觉得吧，无论从季老大量的挂名主编刊物，还是从钱钟书那刻薄的言辞来看（对比下余英时先生的态度……），这两位岁数相仿的爷（钱1910生，季1911年生），都离“大师”之名还是差那么一点两点～
